本书的第二部分证明了核心论点，即 ICL（Schmid 博士对其定义很广，包括许多“跨国”犯罪）已经涵盖了许多严重违反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行为，我无意对此进行详细介绍，，对文献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它整合了相关法律和非常有用的案例研究，为研究注入了活力，尤其是在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，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，可以为太多人认为相当抽象的权利奠定基础。我可以就具体问题提出一些粗鲁和/或迂腐的观点，但——抱歉，我控制不住自己——其中一个观点可能是关于意图的性质，在这方面我仍然是一名普通律师，并且仍然认为，遗憾的是，《罗马规约》第 30 条默认排除了鲁莽/故意行为。我真的认为 Schmid 博士在整合法律及其应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。
在第三部分中施密德博士讨论了违反
《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与违反《国际刑法》重叠的后果。其中包括国际刑 德国电话号码库 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（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并非国际刑法的始末），国家法院，豁免权和大赦。这是本书最短的部分，因此讨论虽然仍然很好，但更加简洁。
至少对我而言，所采用的法理学方法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。法律和 格分开的（尽管后者在本书后面（特别是第 8 章和第 9 章））。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是否是一种合适的方法。例如，马蒂·科斯肯涅米（Martii Koskenniemmi）严厉批评了使用法律“主流化”人权的想法，理由是人权的道德吸引力在合法化过程中消失了（Martii Koskenniemi，《主流的吸引力》（1990）88密歇根法律评论1946）。话虽如此，我绝不会贬低像这样的好实证主义作品，至少现代实证主义的鼻祖之一杰里米·边沁
我或许会但我希望看到更多后者的内容
因为我确信施密德博士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特别是，看到作品 约翰·加尔通（Johan Galtung）真正鼓舞人心的作品，令人欣慰（顺便说一句，他对东京国际刑事法庭最有深度的法官伯特·罗林（Bert Röling）后来的作 他并不想直 品产生了巨大影响）。加尔通对结构性暴力的概念，即（至少在这种情况下）是社会和经济暴力，而不是直接暴力。然而，我认为加尔通的观点是，由于社会条件被认为是自 如果我听从高中历史老师的指示 然的，这种观点 为我认为 病的灵丹妙药。出于各种原因，我对这种立场感到不舒服。我应该明确指出，施密德博士非常谨慎 香港领先地表示，，也不想直接断言这应该是犯罪，这个领域划定犯罪的界限，那将非常非常有帮助。我说话不是为了告诉别人，我只是问问。